金御网唐宋八大家，为什么不是“唐宋九大家”

在这场跨越百余年的古文复兴接力赛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位文学巨擘和文坛领袖，无疑是欧阳修。

撰文丨陈季冰

今天的中国人，很少有不知道“唐宋八大家”的。但凡稍有些文化的，对那八个星光熠熠的名字还能如数家珍。这些分属于两个不同朝代的伟大文人，仿佛天生就应该被放在一起。

略有些令人不解的是，数百年来从没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唐宋八大家”，而不可以是“唐宋九大家”，又或者“唐宋七大家”？

难道是因为“八”这个数字吉利吗？古人可没有我们现代人的“发财崇拜”，他们也不会把“八”与“发”联系在一起。相反，在中国古代数术中，“九”和“七”这两个数字倒是非常不同一般的：九代表多、大、重要、圆满……比如“三教九流”、“一言九鼎”、“九九归一”；七则有周期、转折、变化……等丰富涵义，故有“七步成诗”、“七年之痒”、“七日造人”之类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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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数唐宋数百年间那么多古文作家，若要在“八大家”里删除一两家，或许勉强还有可能；若要再增添一两家，似乎极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事实，不然的话，“八大家”的概念出现以后不会被广泛接受，更不可能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这恰恰也正是“八大家”概念形成以后，对后人思维的惯性塑造，越往后越如此。

在真实的时间长河中，“八大家”之名也像大多数历史建构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生成和接受过程。它是对展开于唐宋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那场“古文运动”的人格化总结。

此处或许需要做一点点知识普及。所谓“古文运动”，其要旨就是远绍先秦诸子、两汉迁固的优秀散文传统，力排六朝以来形成的只讲形式、堆砌词藻、言之无物的韵文体词赋。

这里的“古文”，对应的是“时文”，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文格卑弱、内容空洞的“骈俪之文”。客观地说，“古文运动”中的确不乏某些复古成分，但它的实质却是一场文学革新运动，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践行先贤“文以载道”的理想。虽说不同的古文家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风格，但所有古文家写作时都自觉追求以下几条共同目标：文辞晓畅、语言精炼、言之有物。

“古文运动”所指之“古文”，与今人习惯称的“古文”（意即文言文）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如唐人所言之“古体诗”、“近体诗”与今人理解的“古诗”、“新诗”更加南辕北辙一样。

这场前后历时数百年的“古文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它的肇始在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是其杰出代表。特别是韩愈，其首创之功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苏东坡赞颂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然而韩柳之后，一方面唐朝政治衰败、天下纷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后继乏人，“古文运动”刚冒了个头，尚未真正成势，很快就又熄灭了。一直要到二三百年之后的北宋中前期，才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古文家接过唐人的未竟事业，并凭借着他们群体性的努力，将“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

▲韩愈（图/《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始于唐而成于宋，如果没有宋人的薪火相传，韩愈和柳宗元的大名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响亮。更重要的，此后，古文家倡导的那些文学理念便牢固地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主流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

不过，尽管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们自始便自觉地以唐代“韩柳”为圭臬，以他们的衣钵传人自期，但有史可稽最早将“八大家”中的唐宋人物及其作品放在一起让后人参照、学习的，很可能要迟至两宋之交的学者吕本中。

他在启蒙读本《童蒙诗训》中写道：“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吕本中不但明确地把本朝的欧阳修、苏轼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并列，还将这四人评为“文章体例”第一等。

本中字元明，号“东莱先生”，是太宗、真宗两朝宰相吕蒙正六世侄孙、仁宗朝名相吕夷简五世孙、哲宗“元祐更化”时期宰相吕公著曾孙，家世极为显赫。本中幼时深受吕公著宠爱，他的祖父吕希哲师从程颐，他自己也受教于二程门徒杨时、游酢、尹焞等人，是理学嫡系传人。

本中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从孙（侄孙），即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号“小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东莱吕氏”在政坛和学界的影响力绵延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由黄宗羲起笔、黄百家、全祖望等人历时百余年接续完成的一百卷《宋元学案》中，吕氏一门先后十七人赫然有学案在列。而吕本中的这部《童蒙训》【前述《童蒙诗训》即从其中部分文（诗）论内容辑成】，本身也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启蒙读本之一。

大约自那以后，便有了“唐宋古文四大家”的说法。渐渐地，南宋人但凡论及古文，莫不称韩、柳、欧、苏。不少现代学者还认为，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江西诗派”之得名，也是源自吕本中。看来这位“东莱先生”的确是提炼概念的好手。

▲苏轼（图/《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到了明代，归有光、王慎中、茅坤等所谓“唐宋派”，因不满“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推崇的“文必秦汉”的机械的拟古复古思潮，大力倡导与自己时代相去不远的唐宋古文。他们除了自己投身散文写作，也提出一整套文学理论，还花了不少力气编纂唐宋作家的文集，作为写作范本。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唐顺之的《文编》和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而后者尤为家喻户晓。它于吕本中的“韩、柳、欧、苏”四家之上，又加入了王安石、曾巩和苏洵、苏辙父子，从而在史上首次提出了“八大家”概念。

以今人的视角来看，《文钞》的最大优点在于，它选取的作家数量与作品篇幅恰当，涵盖面广而又重点突出。四库馆臣评价说：“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它还很重视纵向溯源与横向比较，探讨各家文章的传承渊源与风格异同，对后生学者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故而一经面世很快就流行开来。《明史·茅坤传》称：“……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

茅坤自己的文学创作成就或许比不上同时代的归有光等人，如今听说过他大名的非专业人士并不多。然而他编的《文钞》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一本文集兼教材，让“唐宋八大家”之名传遍天下，后世无人不知。《文钞》的成功固然展示出茅坤精审的文学鉴赏力，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他的提炼与总结很好地契合了天下公论，这是“唐宋八大家”之说被广为接受的内在根源。

真要深入琢磨推敲，同时代身负文章盛名的人当然还有不少。

苏轼在为《六一居士集》所作之《叙》中，将欧阳修比为“今之韩愈”，对其在北宋中期振兴古文创作、振作古典学术和振奋士大夫精神的开拓性贡献给出了无与伦比的褒扬：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佑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六一居士集叙》）

欧阳修是苏氏父子三人的伯乐，苏轼、苏辙兄弟一生都视其为恩师。苏轼对欧阳修的称颂里带着些许夸张和溢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谓“（韩）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天下翕然师尊之。”为了突出欧阳修，把北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和延续作了简单化处理。

事实上，欧阳修这颗中国中古文学史上的巨星并非横空出世，亦非孤星闪耀。在他之前，有柳开和穆修两位筚路蓝缕的先驱。他们大力破除晚唐、五代以来一统文坛的那种空洞无物、气格卑弱的骈俪文体。

柳开，字仲涂。从现存的一些关于柳开的记载看，他为人豪放落拓、喜谈兵事，尝于契丹及吐蕃边境为武职，颇有作为。然其胆大妄为、不拘礼法，经常做一些违法之事，甚至可能还杀过人。

穆修，字伯长，曾任职泰州司理参军。他是一个性情刚介、负才傲世的狷狂之人，每不见喜于权贵。据说宋真宗曾在西京洛阳的一处题壁读到他的诗，大为赏叹，问左右公卿大臣，有这好的诗文，为什么不推荐来为朝廷做事？权臣丁谓回答说：“此人行不逮文。”真宗只好作罢。

《宋史》本传称：

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宋史》卷四四二《文苑传（四）·穆修》）

与欧阳修同时略早一点，还有比柳、穆二位成就更高的古文家尹洙（字师鲁）相伴。他可以说是把“早工偶俪之文”的欧阳修引入“古文正道”的领路人。“公（指欧阳修）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欧阳修本人也一直视尹洙为亦师亦友。尹洙不幸早逝，欧阳修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的文章“简而有法”。《宋史》本传也高度评价了他与柳开、穆修三人对于北宋古文的开创之功：

洙内刚外和，博学有识度，尤深于《春秋》。自唐末历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洙与穆修复振起之。（《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尹洙传》）

虽说有后人认为“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但正如家学深厚的邵伯温（作者注：邵伯温系北宋理学先驱邵雍之子）颇不以为然地指出的那样，“前辈文字渊源自有次第也”（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五）。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大，不局限于狭义的“古文”写作，那么北宋早期还曾涌现过像王禹偁（字元之）这样“词学敏赡，时所推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六月丁巳”）的诗文革新大家。欧阳修本人于庆历六年（1046）谪知滁州期间，因观瞻禹偁画像而作《书王元之画像侧》一诗，有“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之句，对这位文学前辈表达了无限景仰之情。

此外，高扬“道文一体”、力攻“西昆体”（作者注：“西昆体”是北宋前期的一个诗歌流派，以晚唐诗人李商隐为宗，追求辞采华丽、音律和谐、用典精巧，杨亿、刘筠、钱惟演为其骨干）的理学先驱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与孙复、胡瑗并称“宋初三先生”）虽不能算纯粹的文学家，但他的文学理念也对欧阳修产生过很大影响。

文学艺术这样的人类创造性精神活动，成功往往是群体性和排浪式的，唯有拥有一个能够相互碰撞、激荡、启发、扶持的持久的共同体，才可能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取得划时代的重大突破。如果没有柳开、穆修，就很可能没有尹洙；如果没有尹洙，即便有欧阳修，他也几乎肯定不会有我们看到那么高的成就；而如果没有欧阳修，则更不会有后来的曾巩、王安石和三苏父子……

可惜，不论“倜傥重义”的柳开、“好论斥时病”的穆修、“内刚外和”的尹洙，还是“遇事敢言”的王禹偁、“奋然敢为”的石介，纵使他们名盛一时，但都没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迈向永恒。

▲欧阳修（图/《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在这场跨越百余年的古文复兴接力赛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位文学巨擘和文坛领袖，无疑是欧阳修。这不只是因为欧阳永叔自身的文学成就，还因为他是一个醒目的旗手，为当时尚在混沌中摸索的宋代文学发展奠定了方向、树立了标杆，并提携了一个又一个才华横溢的后继者——曾巩、王安石、苏氏兄弟……他们将他所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照亮了后世千年的文学天空。

如同他追随的先驱和偶像韩愈一样，欧阳修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不夸张地说，欧阳修的伟岸身影笼罩了有宋一代文坛。

以我个人接触过的时人以及稍后人的各种评论来看，在宋代，除了欧、王、曾、三苏，最有希望跻身“八大家”之列的，应该是以博学通经称誉一时的刘敞（字原父，或原甫，世称“公是先生”）。他是欧阳修同时代人，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样也是江西人，同欧、王、曾、苏诸人交往也很多。时人多将欧刘二人并列，

（刘敞）望欧阳公稍后出……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

到了南宋后期，大学者叶适的门生吴子良也曾略带可惜地说：

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公同时，为欧公盛名所掩……几与欧、曾、苏、王并。（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三）

现存宋人笔记中关于刘敞的事迹颇多。据说，刘敞的博闻多识不但当时天下无人可敌，甚至“前世无及”。人们有任何难解的问题，都会找他去求教，而他多能对答如流。在舍人院当值时，有一次朝廷追封九位皇子和公主，他一天里拟成所有册封御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连欧阳修读了也赞叹不已，称他的制词乃西汉以来第一，更在唐朝王勃等之上。欧公在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时遇到疑难，也总是“多问……于原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

《宋史》本传称：

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为文尤赡敏……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

还有人认为，王安石自视极高的新学“盖本于原父……”其实是由刘敞发轫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亦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王安石还曾与人书，论刘敞晚年之文非苏轼所及（见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王介甫帖》），对其评价之高无以复加。

但刘敞性情狷狂、心高气傲，看不上任何人。他曾私底下嘲讽欧阳修：“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这话传到苏东坡耳朵里，他只好苦笑着说：“轼辈将如之何！”（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惜欧不读书”）这种做派自然不会招人喜欢。王安石早年与刘敞交游甚笃，后来也不太待见他（见赵令畤：《侯鲭录》卷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

将近两百年后的南宋后期，豪放派词人刘克庄途径昔日欧阳永叔、刘原父和王介甫的江西老家时不禁有诗感叹道：“每嘲介甫行新法，尝恨欧公不读书。浩叹诸刘今已矣，路傍乔木日凋疏。”（刘克庄：《湖南江西道中十首（其一）》）

当然，刘敞最终未能加入欧、王、曾、苏，中选“八大家”，肯定不是因为受到了谁的排挤。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通古知今、见解精深的他被人更多视作学术大师，而非纯粹的古文家。宋英宗有一次问及刘敞，宰相韩琦称赞他有文学，一边的欧阳修说得很中肯：“刘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学可称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

后人一念之间，前人上天入地。刘敞鼎鼎一时的大名也几乎湮灭于历史长河中。

畅想过了“九大家”之后，再推敲一下“七大家”。

如果一定要从现在的“八大家”里减去一个，我个人也许会勉强同意删去这张荣誉榜上的苏辙名字。其他人，我认为一个都不能动，具体理由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加入刘敞或减去苏辙，都不是基于我个人的偏好，我也并没有通读过他们俩的所有存世文章。我依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众议。

▲苏辙（图/《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

茅坤身后又百余年，清初人魏裔介评论道：

宋初无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韩稚圭（琦）、范六丈（仲淹）、欧阳永叔（修）、司马君实（光）出，而曾子固（巩）与眉山父子（三苏）起而羽翼之，雷轰电掣，云蒸霞变，宋文之盛，至此而极也（魏裔介：《兼济堂集》卷四《宋文欣赏集序》，《畿辅丛书》本）

作为程朱理学的一位正统传人，魏裔介大概是很不喜欢王安石，所以刻意把他排除在了曾巩和三苏父子之外。另外，将一代名相韩琦拉进这个作家学者圈子也很勉强。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确实对北宋中期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但他本人毕竟不以文见称。因此，如果用王安石替换掉韩琦，上面这段评论就十分到位了。

在魏裔介这份名单里，范仲淹的诗文绝对不会逊色于“宋六家”中的任何一家，但这位“有宋第一名臣”一生奔忙于政事，留下的文学作品数量毕竟有限；司马光的文章也非常好，文采史识皆直追汉代司马迁和班固，故王安石曾称赞“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但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史，纯粹的文学作品毕竟也不多。

说来说去，最大公约数还是“八大家”！

将这份“八大家”名单局限于唐宋两代，对一个明朝人而言，是他自己身处的时代使然；对我们这些又过去五百年的后人来说，却似乎更加理所当然。

那是中华文明史上群星璀璨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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